23 岁的 Calvin（化名）是一名同性恋者。由小学至今，曾遭受四次性侵犯。惨痛的经历，除了造成身体的伤害，更多的是令他对自身质疑，以及对人失去信任。由被性侵，到患上恐慌症，亦是 Calvin 一直预期不到的创伤。在性侵伤痛和恐慌症之间拉锯，成为 Calvin 在青春期路上的挣扎，更令他思考一切问题是否源于自己。
四度被性侵 留下难言之创伤
Calvin 12 岁遭受第一次性侵，当时正值青春期，就读小学六年级的他，于网路上认识一位 30 岁男网友，网友主动邀请 Calvin 逛街吃饭，途中网友却想与他有亲密行为，好奇心驱使下，Calvin 答应了。本以为只是基本的亲吻，但网友却在运动场公厕强行触摸他的乳头和性器官，过程中 Calvin 感到有点舒服，同时又感到有点噁心：「觉得他很猥琐，很猴急，好像想舔遍我全身」，加上残旧的公厕，混合著难闻气味，令 Calvin 觉得事情变得更複杂。年幼的他不肯定网友是否想伤害自己，也不知道什麽叫性侵，只依稀记得当时除了轻轻推开网友，就没其他反抗行动。事后他曾希望再与男网友约会，但这个想法令他感到疑惑，思考为什麽觉得反感，仍想再与对方约会呢？回想当天网友对他所做的事，到底是不是性侵，对他仍是一个「问号」。
但事件带来的后果，不知不觉成为 Calvin 无法预期的创伤。每当他经过公厕，「好像有一股磁场压著我」，导致他走得特别慢、特别辛苦，更会令恐慌症发作，所以好一段时间他都不敢去公厕，遇到公厕都要绕路。
第二次性侵发生在 17 岁，中学六年及的 Calvin 为准备考试，有时会到他同性伴侣的家通宵温习，翌日早上再回校上课。留宿期间，那男友有时会叫醒他并要求进行性交，但因学业繁重，疲累的他很不情愿。唯有一次，男友帮他按摩时，乘机把按摩油涂在阳具上，并突然对 Calvin 进行肛交。被男友强行性交的 Calvin 情绪顿时崩溃，不理解为何他遇到的男同志之间的关係都与性有关，彷彿唯一可做的只有性行为，因而大哭了一场。事后男友虽停止肛交，但仍有要求 Calvin 帮他手淫，最后 Calvin 只好顺从男友意愿。事后他形容当时像是被囚禁的感觉，离开不了那个房间。
除了以上两次经历，Calvin 成年后亦两度被性伴侣性侵，包括对方在他不愿意的情况下仍要性交，他坦言这些伤痛令他对男性戒心大增。他举例有一次到朋友工作室讨论公务时，当房门被关上后，焦虑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
「我知道我们要讨论正经事，而且他是正人君子，是基督徒，他不会侵犯我。但当时我会在想，他会不会对我做些什麽，因为他坐得很近，令我很害怕……」
之后每当与男同志友人单独相处时，多疑的他都会盯著对方一举一动，深怕被性侵的恶梦会再次发生在他身上。
前后四次被性侵，令 Calvin 的恶梦一浪接一浪。入读大学的首两年，曾谘询临床心理学家， Calvin 被发现患上恐慌症。当时他每星期都会恐慌症发作两三次，每次病发长达 10 至 15 分钟，身体会不停颤抖、尖叫，严重的更会癫痫、在地下打滚，亦令他一度萌生自杀的念头。
Calvin 坦言至今仍有一个心结解不开：
「为什麽其他人都会性交，但他们真的是很开心地性交……但我就会被人伤害呢？」
曾经有段时间，Calvin 发生性行为时，某些性爱动作和姿势，会令他回想以前遭性侵的经历：「那一刻我整个人会害怕得定格」，并停止性行为。他曾把被性侵的原因归咎于自身，批评自己对人和事的判断力都很差，好像与「性」扯上关係便会有坏事发生。而自己总对好人有戒心，反而相信伤害自己的人，令他十分自卑，甚至认为人生值得一提的，就只有被性侵的不堪经历。
为解决性侵带来的创伤，Calvin 在大学二年级时，决定向明爱晓晖计划社工寻求帮助。晓晖计划专门协助童年受创伤和性侵犯的成年人。Calvin 与社工平均每隔一星期见面，辅导前他一直怀疑自己被性侵时没反抗，是否代表自己享受性侵过程。但经过一年辅导后，Calvin 了解到尝试推开或哭等反应，皆属反抗表现，从而释除了他的疑虑，不再怪责自己。除此之外，他亦学会原谅加害者，理解对方行为背后的原因，或基于成长背景、生活经历等种种因素。自此，他因性侵而引起恐慌症发作的次数亦大大减少，现已完成整个辅导。回首从前，Calvin 回忆起仍会替自己心痛，同时感慨自己经历了许多苦难，但仍好好活著。
百分之三以外的性侵 廁所為性侵常見場所
從事男性性侵輔導 14 年，現任明愛家庭服務臨床督導主任古錦榮指，性侵犯可以是肢體、言語或視覺上的侵犯。同時，若該行為違反當事人的意願、或在當事人不夠成熟，未有能力了解、被逼、不清醒的狀況下發生亦算性侵。帶有性意味且不當地裸露身體、手淫、口交、插入式性交等皆是性侵的常見方式。
古續說，公園、公廁、泳池和家中都是性侵常見的場所。公廁和泳池是較容易看見性器官的地方，而公園則是讓人放鬆的休憩場所，容易令人放下戒心。除了被外人性侵，家人的侵犯更是避無可避，所以即使在家，亦可能沒法逃過被性侵的風險。
另一性侵受害者 Jack（化名），今年 19 歲，是一名雙性戀者，被性侵的經歷也是發生在廁所內。兩年前中學運動會上，他被同校學長拉入廁所間強吻，再撫摸他全身。Jack 被突如其來的性侵嚇得不知所措，當他嘗試離開廁所時，學長卻一手把門按住，令 Jack 無法離開，最後學長強行幫他口交。
而由於 Jack 和學長住所距離很近，事發後在街上碰見他時，都會令 Jack 回想那 15 分鐘的性侵經過，覺得過程非常噁心，更直言很想學長死。唯學長到上個月，仍不斷發訊息騷擾 Jack，就算 Jack 已封鎖他全部聯絡途徑，他仍有方法聯絡 Jack，使他感到非常煩厭。 雖然被性侵，但 Jack 沒向家人或社工透露此事，因若告訴他們自己被男性性侵，就等於坦白他的性傾向，所以只有和一兩個可信任的朋友傾訴。
經歷被性侵，Jack 卻感到後悔和自責。他認為自己本有能力反抗，因為自己明顯比學長高大，但當時卻沒成功阻止學長。Jack 視之為教訓，往後用交友軟體約見網友時，都會變得更警惕。當遇見奇怪的男網友，便會借藉口先行離開，避免性侵事件再次發生。
男性受害者难求助 数字远低于现实
古锦荣曾观察辅导中的 50 个男性性侵个案，结果显示过半个案发生在 6 至 10 岁，逾九成受害者 16 岁前不会向别人透露自己曾受性侵，三成受害者更会将性侵秘密埋藏超过 15 年。古指出不少个案抑压了十几年，又没向人倾诉，也不知如何向社工求助。
根据社会福利署近 5 年的性暴力数字，男性性暴力个案平均佔总数目约 3%，2020 年录得 22 宗，古锦荣直指「百分之三肯定是低估了。」由于不少受害者对人缺乏信任，没向政府机构呈报，亦没向社工求助，因此数字未能反映男性遭受性暴力的实况。
古锦荣指出社会传统男性性别定型，男性被标籤为强势、可自我保护，令男性没受伤空间，更假设他们只会令别人受伤。当男性受到性侵，社会就会视他们为软弱、无法自我保护，即使他们受伤也应自行解决，导致不少男性不会向社工求助。古续指男性受害者往往会质疑自己：
「当我承认自己受性侵，那麽我岂不是很无用？不像一个男人？」
男性受害人对自身的另一质疑，就是自己的性倾向。古锦荣说，不少男性在受到性侵时，身体会有生理反应，导致受害者误以为自己享受被性侵的过程，更怀疑自己是否同性恋。古解释，身体受到抚摸时感到兴奋是自然的本能反应，并非大脑能控制，有生理反应不代表受害者是同性恋，也不代表愿意被侵犯。
受害人除了与男性身分标籤及性倾向拉锯外，他们亦担心向别人坦白后，对方会不相信。古举例指曾有受害人喝醉后，被男同事脱去衣服并触碰性器官。由于当时神智不清，受害人并不确定详细的侵犯过程。所以即使他事后报警，警员不断质疑他是否喝醉后幻想受到性侵，最后亦只把事件记录在案。受害人对此感到不被尊重，亦后悔报警。古锦荣指出社会经常鼓励受害人要勇敢说出来，但现实中即使男性受害人将经历全盘托出，换来的却是质疑和不相信，为他们带来二次伤害。
男性辅导资源不足 求助人最后或不了了之
古锦荣曾任明爱晓晖计划辅导社工，计划专门帮助童年受创伤和性侵犯的成年人，当时计划只有古锦荣一位男社工专责辅导男性受害者，后来他于 2015 年被调到明爱家庭服务中心，现时同时为晓辉计划及明爱家庭服务中心接收男性性侵个案。
但事实上，香港专责男性性侵辅导的机构只有晓晖计划及芷若园。古锦荣透露虽然不少男性受害人致电求助，但当他们得知社工排期需到数月后，便放弃求助：
「对他们（男性受害者）来说，打一通电话求助是非常困难，他需要将这个非常羞耻的秘密告诉别人，其实非常不容易。」
古希望尽量安排与受害人在一至两个星期内见面，但由于现时他和约 10 位于明爱家庭服务中心工作的男同事各有职责，而古自身亦正负责 6 至 7 宗个案，所以唯有在空馀时间处理其他男性受害人的求助，导致不少未能及时安排见面的个案，最终不了了之。
现时晓辉计划只有公益金拨款资助，但款项不足以满足服务需求。古锦荣曾尝试向公益金以外的机构争取更多拨款，但都失败而回。古指，受助人数多的服务通常较易得到拨款，「这群人（被性侵的男性）是社会服务的罅隙，因为他们不会自动走出来告诉别人。」而且男性性侵受害者的深入辅导需时长达两至三年，人手短缺令受助人数大减，因此相比其他辅导服务，就更难得到拨款。
性教育守旧 尊重教育助防性侵
除了拨款不足，古批评现时香港的性教育不合时宜，例如性教育从没教导性行为要尊重他人意愿。学校的性教育指引于 1997 年编定，内容停留在「遇到性侵犯就要大叫不要并逃走」、「要告诉信任的人」。但现时性侵问题在于不少侵犯者正是受害者身边亲近的人，当最信任的人都侵犯自己，受害者又可向谁求助？古建议推行「尊重教育」，人们性交前，需了解对方是否愿意与自己进行性行为，亦需明白对方随时有权拒绝，这样才能减少性侵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