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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以后》由香港导演杨曜恺执导，是一部以女同伴侣为核心，探讨家庭、法律与身份认同的电影。
这部作品不仅延续了杨曜恺在《叔·叔》中对同志议题的关注，更将视角扩展至女同性恋的特殊处境，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律、道德与人性冲突。电影既是一个关于爱与记忆的深刻故事，也是对香港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
故事以女同伴侣Angie和Pat的情感生活为起点。两人相伴多年，与Pat的家人关系融洽，甚至一起庆祝中秋节。然而Pat的突然离世打破了这一平静。
没有订立遗嘱的Pat，其财产——包括两人共同生活的公寓，按法律需归于血亲所有。Angie作为与Pat最亲密的伴侣，却无法被法律承认为合法继承人。随之而来的，不仅是财产争议，更是对Angie身份的无声否定和对二人关系的抹杀…
电影以平淡而沉稳的叙事节奏展开，将Angie的困境逐步推向观众视野。从中秋节的欢聚，到亲密爱人的骤然离去，再到家庭成员之间因遗产引发的矛盾，故事情节层层递进，不断加深观众对Angie情感和处境的共鸣。
Angie不仅需要面对Pat家人对遗产的强势主张，还要承受她们对Pat遗愿的漠视。Pat生前希望海葬，却被家人改为放置骨灰龛，理由竟是“旺丁旺财”。这不仅是对逝者意愿的忽视，更是对Angie作为伴侣身份的无情剥夺。她无法参与正式的追悼仪式，被视作局外人，只能默默站在旁边。这种隐身式的否定，是对她情感、地位乃至人格的深深打击。
早在《叔·叔》中，杨曜恺就提出了老同面临的困境，而这一困境与传统的男性家庭角色息息相关：若是一家之主和外面的男性“在一起”，整个家岂不是倒反天罡？
在《叔·叔》中，男同志逐渐隐身，其表达方式是通过地下浴室来显示社会对男男之爱的排斥。而《从今以后》被推上前台的女同志，表面能够和家人吃饭团聚，看似受到家族的接纳，然而却是另一种隐身——
之所以女同志不像男同志那么“碍眼”，是因为她们可以不被视作同性恋和伴侣，而只是密友或姊妹，被后辈当作长辈。但在一方离去之后，哪怕已经出柜，这份爱在亲朋好友眼中就烟消云散了。利益当前，至亲都可撕破脸，更何况是同性未亡人？
影片不仅停留在个人故事的层面，而是通过这对伴侣的遭遇，延展到社会的多个维度。香港法律不承认同性婚姻，这使得Angie与Pat的关系在法律上毫无保障。尽管两人共同生活多年，并为彼此倾注了深厚的感情，但在法律的白纸黑字面前，她们的关系依然不被承认。财产继承制度的僵化，将Angie置于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夹缝中。
Pat的家人虽然没有被刻画为恶人，但在利益面前，他们无法忽视自身的经济需求。他们未尝没有对Angie的关心，但真真假假的嘘寒问暖，恰恰展现了利益分配中人性的复杂性——没有绝对的对错，却有着令人窒息的势利。
影片另一个令人动容的层面，是对“家”的定义的探讨。在香港这个高房价、拥挤生活环境的城市中，住房不仅是一个避风港，更承载了个人身份与关系的确认。Pat和Angie的家，曾是她们共同编织梦想的地方，但随着Pat的离世，这个家却成了权力争夺的对象。
影片通过对Pat哥哥志成家庭的描写，与Angie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志成与妻儿三人住在天井型的公屋，儿子虽已长大成人，有了女朋友，然而只能跟父母同住，在客厅一角砌模型；女儿一家则是住在逼仄的单位里，夫妻矛盾不断。这样的现实强化了影片对社会阶层与住房问题的思考，也让观众更能理解Angie为何执着于保留这个家——它不仅是她与Pat的记忆载体，更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安全感。
杨曜恺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与平静的叙事风格，赋予影片一种淡然哀愁的基调。电影前半部分色彩明快，展现了Pat和Angie之间的幸福时光；而后半部分的画面则趋于冷淡，暗示Angie内心的孤独与压抑。这种视觉上的变化，与故事情节的发展相辅相成，将观众带入一种充满压抑与无奈的情感氛围中。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今以后》不仅仅是一部同志电影。它探讨了家庭、身份和社会制度的深层问题。同性伴侣的合法权益问题，只是电影的一个切入点。它更深层次地表达了家庭关系中的矛盾，以及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Angie的困境，实际上反映了所有被家庭伦理与社会制度束缚的个体的无力感。影片还涉及阶层差异与房屋问题，揭示了经济压力如何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从今以后》的主题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悲剧中的安蒂冈妮——面对城邦法律与家庭道德的双重压迫，个人如何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这种坚持，不仅是一种抗争，更是一种对自我意义的确认。Angie最终的和解，既不是与Pat家人的妥协，也不是对法律制度的臣服，而是她在自己的处境中找到了新的平衡。她的抗争像流水一样柔韧——虽然撞击着土壤和岩石，但始终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流动。
正如电影标题《从今以后》（All Shall Be Fine）所暗示的，这部作品既是对现实的深刻剖析，也是对未来的隐约希冀。在制度与偏见的重压下，个体的抗争虽显微弱，却不无意义。
Angie的经历提醒我们，爱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权益。而社会的进步，恰恰来自这些点滴的坚持与改变。
背景与延伸阅读
电影的灵感，源于2020年杨曜恺参加同志遗产权益讲座。讲座后，他搜集资料，并访问一些同志，发觉这个题材值得深入。
“因为反映香港没有同性婚姻所带来的问题，也想探索家庭是什么意思。在法律框架下，家人的定义是有血缘（关系）或者婚姻……但现实不是这样，（同志）同居，但伴侣和你没有血缘，又不准你在婚姻框架里exist（存在），这个人（另一半）有何保障？在你的世界里面，这个人有什么地位？我觉得完全不合理。”
搜集资料时，杨曜恺听过的真实个案比电影情节更夸张，例如同志伴侣早上去世，当晚收到其家人电话，想拿走名贵手表，“因为想逝者出殡当日好看点”，但家人拿走手表后，再没有归还。
另一个例子是伴侣死后，近亲直接搬进死者的家，令在世的另一半压力太大，搬回母亲的家住几天，回来后发现门锁换了；最差的个案是家人不准死者的同志伴侣出席丧礼。
杨曜恺没有把这些真人真事加入剧本，他解释道：“（如果）写成这样，就会变成（豪门争产画风的）《溏心风暴》。”
杨曜恺表示他想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拍一部现实的电影，引发观众思考，反问自己：在利益当前，如果你是电影中的一家人，会不会让逝者的伴侣继续住在原有物业？
由于前作《叔．叔》同样是讲老年同性恋，他曾经笑言新作有人建议他改名叫《婶·婶》。但英文片名《All Shall Be Fine》则是一早就起好的。原来杨曜恺自少离港留学，曾长居英美，中文书写能力有限，写剧本一直用英文。由《叔．叔》到《从今以后》他都自己写剧本，找人将英译中，还要在漫长的修稿过程中与翻译反复沟通，比一般编剧花多几重工夫。
他直呼艰辛，但深感不得不做：“2015年决定回港定居至今，就是为了拍广东话同志片。这么多年来香港仍很少同志电影，较商业的可能只有五、六部？我本身是同志，自然想尝试去拍。”
《从今以后》获得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也让杨曜恺今年频频在海外做宣传。谈到订立遗嘱，他原本以为香港和亚洲地区忌讳讲死亡，但在欧洲的电影放映活动上，他问观众有多少人已立遗嘱，现场只有几个人举手，大部分人没立遗嘱，令他非常惊讶：“很多人都不去面对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