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例被治愈的艾滋病人，经历了怎样的奇迹？

提莫西·雷·布朗

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 Ray Brown）或许对自己感染艾滋病早有心理准备，但是从没有想过自己如此幸运，能从两种致命疾病中痊愈，成为世界上彻底击败艾滋病的第一人…

Love and Hiv

电影《平常的心》

如果你看过电影《平常的心》，你应该对爆发于美国80年代初期，坊间同性恋中相传的一场“瘟疫”有一定的了解。对于这部改编电影，我扯的上是当时关于艾滋病及同性恋相关话题背景中的一员。

我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是家中独子。父亲在我出生后就弃我而去，是母亲一个人将我抚养成人。有人说单亲家庭的孩子，如果长期侵浸于缺失父爱的环境下，会对日后的性取向造成一定扭曲，但我自己知道，对于gay这个身份，却是与生俱来的。

在开往学校的巴士上，打从我第一次有意无意的偷瞄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同级生时，我就意识到自己也许和周围的人有些不同。中学时，我开始往嘴上抹口红，相较于班里好动的男同学来说，我更享受找一个僻静的地儿和自己单独相处，那时的美国对于同性恋者的包容度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开放，并且校园霸凌普遍存在，我异与其他男孩子的打扮使我遭受多数人的歧视。

1984年，我从英格拉姆高中毕业。同年，一场可怕的致死病毒正在美国同性恋间大肆传播，即使我接触的同性恋圈子并不大，但却还是间歇的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一些熟悉或者陌生的gay正在与这个世界惜别…

在纽约、旧金山和西雅图，gay莫名其妙地死于同一种肺囊虫肺炎。夕阳染红西海岸麦色的沙滩，海风徐徐吹来，有一群gay在其中狂欢。忽然，他们中的一个乏力的倒下，人群渐渐围拢，随后十几分钟，有医护救援人群开始朝那边冲了过去。

肺囊虫肺炎原本只会偶尔感染一些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的患者，但这次同性恋人群空前成为其疯狂攻击的对象，原因就是后来我们所知的艾滋病毒具有极强的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现象。

之后陆续有医生报道，一些同性恋者还患有一种罕见的、名为卡波西肉瘤的皮肤癌，还是与免疫缺陷相关，人们索性将这种疾病叫做“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GRID）”，那时很少有人关心我们的生死，相关部门没有出示什么紧急预案以及打算为此做些什么，一些反同者甚至给我们扣上了滥交的帽子，并以此归咎。

多数同性恋者有着更复杂的性关系，对此，我并不否认。gay与gay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强联系”，追根究底，不过是“孤独”二字。短暂肉体的欢愉，某种程度上是同性恋者长期精神上无法得到满足所造成的压抑的宣泄。就像现在多数gay一样，已经不在那么相信爱情，少了灵上的陪伴与慰藉，必然会在漫漫长夜里迫切的找寻一种出口，释放心中的猛兽。就像我之前看过一份社会调查：有伴侣的人，一周只谈几次性，相反，没有固定伴侣的人，生理需求更加强烈，几乎每一晚都想来一炮。从前我生活的镇子里，有流氓戏谑丧夫多年的寡妇活最好，我发誓这句话没有歧视某些女性的意思，我觉得这件事同样可以佐证长期孤独与所谓的滥交存在一定的联系…

后来在1982年9月，政府发现以上这些疾病同样感染异性恋人群，美国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将该病重新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AIDS”。

Bravery and Gay

相比，我算是一个默默无闻的gay，虽然我很早就选择跟母亲出柜，却没有那么急切的和gay这个族群打成一团。

高中毕业后，我在西雅图大学学习商务课程，后进入市中心银行实习工作。我想我终于有足够的条件来探索些什么，比如gay之间最直接的某种欢愉。夜间我驻留在gay吧，酒过三巡，我褪去白日伪装的外衣，随着人潮尽情的欢舞。舞池四周不断往里喷的干冰以及同志身体上淌下的汗水，搞的我有些湿漉漉的。偶尔有人从后面环抱我，或是掐我的屁股，我毫不在意。

我开始频繁更换男性伴侣，不过每次都会采取保护措施，以确保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同时，我也开始关注艾滋病感染者的权益，参加了一些为艾滋病感染者维权的组织和集会。

1995年，我完成了大学预科课程，就要赴德国上大学。彼时，噩耗随即而至，我收到一封来自巴塞罗那的信件，一位曾与我有过几次露水之缘的同志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因为与我有过几次亲密的接触，他祈祷我能身体健康。

然而，很不幸！上帝并没有听见我们的祈祷，相反在我们浅尝性解放的喜滋味后给予了会心一击。

1995年，全球艾滋病感染者已达到惊人的2000万人，而美国艾滋病感染者也突破了5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

我与多数感染者一样，逐渐陷入了无尽的恐慌。要知道在那时，谁一旦得了艾滋，厄运就已注定。隔三差五，坊间不断有不好的消息传出，又有人于今日离开了人世。

当时市场上已有几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来减缓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复制速度。我在一位医生朋友的帮助下，开始服用一种名为齐多夫定的核苷类似物。

高剂量的齐多夫定可能带来一些严重的副作用，还有极大的致癌几率。一年之后，我又尝试了一种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的新疗法——由2种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和1种蛋白酶抑制剂的全新组合的三联药物，即高效抗逆转录药物，俗称“鸡尾酒疗法”。

鸡尾酒疗法的大规模应用，将艾滋病从一种绝症变成了一种慢性病，只要按时遵医嘱服药，感染者体内携带的病毒数就会被极大的抑制，以保证不出现病症。

艾滋病毒被抑制后，我重回了原有的生活圈，阳光又重新倾洒在我阳台的沙发上。2006年初，我回美国参加一个朋友的同志婚礼，返程后倍感乏力。届时，我在柏林的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告知我身患一种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这同样是一种致命性疾病，丝毫不比感染艾滋不让人觉得恐惧，病程比艾滋发展更快，如果不加以治疗，极有可能活不到一个月。

随后，我因为化疗导致了严重的肝中毒，引发肾衰竭，间歇的又患上了败血症…我虚弱的躺在病床上，绝望且无助，我想如果死后有幸能去到天堂，我一定要向我的上帝讨个明白，究竟为何如此为难我这位虔诚的信徒？

我的医生决心用骨髓移植来做最后一搏，并且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设想，要做一次特殊的移植的手术，目的不仅在治愈我的白血病，同时还想彻底清除我体内潜在的艾滋病毒。

他向我解释道：艾滋病病毒入侵人体的免疫细胞，除了需要识别一种CD4的分子之外，还需要一种叫趋化因子受体5（CCR5）的帮助，如果这种受体不存在，艾滋病毒便无法复制，最终灭亡。而当时一项研究发现，欧洲白种人群中，有极少数人天生抵御艾滋，及时命体多次暴露在高危的环境中，依旧可以不被感染，原因就是他们后天的基因变异，免疫细胞突变，致使CCR5蛋白中缺失了32个碱基，失去生物活性，继而无法被艾滋病毒识别、利用。

那么，如果我的骨髓细胞移植，其捐献者锁定为该“变异”人群，那么理论上后续新生的免疫细胞不仅能修补我的免疫系统的空位，同时无法成为艾滋病毒复制的温床，那艾滋病便也自然痊愈。

所以即使成功率只有5%左右，我最终还是选择孤注一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