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说，第一次见时就对我有感觉。
他的原话是，我身上的“顺性别男性”气质很吸引他，通俗来讲，大概就是说我像是一个直男。虽然这所谓的“直男气质”实则和众多吸引他的“我的特质”不过都是其一厢情愿建构出的虚假幻像罢。
他很独特。
这是写这篇文章时，我最先想到的形容词。
他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却有着至少一米八五的高挑身材。虽然饱受躁郁症的困扰，让处于“抑郁期”的他痛苦不堪，无法正常生活学习，以至于长期休学在家，却也使他在“躁狂期”精力充沛、文思泉涌，可以高效地完成一篇篇才华横溢的文章。
他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行为模式，在与其相处时，我无法套用根据过往经验所习得的模版。他的直白、言语的转折常让人措手不及，在我们的谈话中，往往都是他掌握着主动权。
他有着深厚的文学、哲学功底。无论是关于电影、文学的评论，亦或是社会议题，他都能信手拈来、旁征博引。除了全面的、系统的讲述，他“同性恋”与“躁郁症”的双重边缘身份，也使得他对中心霸权话语有着天然的疏离、对主导话语严密网络的总体拒绝，并维护着其个体的独特性，可以以新颖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
我的知识储备和他相比是极为遗乏的，也因此我们无法在同一层面进行交流，但在荷尔蒙的驱使下，他主动忽略我们之间明显而巨大的鸿沟，一次次向我讲解众多。
和他在一起是有趣的，与他一次次的有效交流都能让我收获良多，这大概也是在他向我坦白心意后我仍然尝试着维持这份友谊的原因之一。这很功利，我因此而愧疚。
虽然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直男的基佬，但自己确实在很多地方和周围大部分同龄直男别无二致，比如对他者爱意感知能力的迟钝。
在他告白前，我们已在微信上积累了很多G的聊天内存，也多次单独出来约饭、看电影、聊天，但我却始终把他当成朋友，并以为他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在他告白的那个晚上，虽然我表面看起来很镇定，但内心却极为慌张。他的爱意与对我性欲望的直白表露让我措手不及，只想赶快逃离。
为什么无法回应这样一个优秀之人的汹涌而猛烈的追求呢？
从外表的角度来坦白讲，无论是他的身形、身高还是相貌，都无法在生理上激起我的性欲。
从同志伴侣间的相处模式来讲，我追求两人在地位上的绝对平等，无论是平时的相处还是性行为的角色。照搬高度父权社会中的主流异性情侣相处模式对于我个人是不适用的，权力的不对等无法激发我的情欲，纯1或纯0最多只能成为我的炮友，而非伴侣。而他的自我认同是纯0，无论是相处模式还是性行为上都是如此。
但即使以上两个障碍都不存在，我们也并不会在一起。决定性原因是他其实并不中意我，只是他以为自己中意。
最初意识到这一点是看到他在公众号写的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在他的文字中，我有着“让人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的灵魂”，“关心一切不平等之事，有着极强烈的正义感，也有着与世界抗衡的勇气”，“对朋友真诚相待”等等。
这是特质并不是我所拥有的，虽然我很希望能拥有，但事实就是如此。这不是自谦，是事实。
这些不属于我的褒奖让我意识到，他所爱慕的我，实则是他一厢情愿构建的一个完美幻影。这个幻影，有着我的部分表象，但核心元素却是他所崇尚的人格特质，与剔除他所厌弃的那部分的自身。
弗洛伊德在分析同性恋起源问题时第一次使用了“自恋”的概念。他这样解释同性恋的成因：“他把自己放在母亲的位置上，使自己被母亲同化(identify)，他以自己为模特，选择与自己相像的作为他的新的爱慕对象。这样他就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实际上他是悄悄溜回到自恋，待他长大成人以后，他现在爱的男孩是他自己儿童时代的替代性形象和复活，并且用他小的时候他母亲爱他的方式来爱这些孩子。正像我们所说的，他沿着自恋(narcissism)的途径找到他所爱的对象。”
这种观点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已被批判无数次，弗洛伊德对于同性恋的众多学说也有待商榷，但“同性恋是自恋的”这一说法单独拿出来我却颇为赞同。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同性恋有着歧视与区别对待（同性恋当然也是有可能歧视同性恋的），根据我的一家之言，我认为人人都是自恋的，只是异性情侣之间因为社会对不同性别外形的规范相差较大，没有同性恋那么明显而已。“夫妻/夫夫相”便是典型的体现之一，情侣之间长得越像，越能体现他们对自身的迷恋。
他也是自恋的，但不同的是，我与他在外形上并不相像，我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容器，以他所爱慕的具有“直男气质”的外壳来承载他自身的灵魂，构成他心中完美的Narcissus。
他大约知道自己是自恋的，却也并不在乎。虽然生长在儒家社会的我将“谦逊”看作美德，但对于他的自恋，却无法报以任何负面的看法，因为他确实有自傲的资本，虽然其出众的才华很难被当下疯狂追逐资本的浮躁拜金主流社会所看重。
在他告白之后的那段时间，我仍然有着与他继续做朋友的希望。这时的我已经度过人生的前十八年，却在这些年里从未陷入过爱河，直到后来才切身体会到，沉浸在对另一个人的爱意之中时，是无法维持朋友关系的。就像饥肠辘辘时，你无法把近在眼前却得不到的菜肴当作一块石头，只能选择远离。
但沉浸在对我的虚假爱慕中的他无法主动远离。
而当我准备结束这段关系之时，在一个稀松平常的夜晚，他病症发作了。
那天晚上，他在社交软件上流露出了轻生的意愿，被他与我的共同好友看到了，他们马上联系了我，我立刻打了电话过去。在几十分钟的安抚后，他的情绪稳定了，在我的追问下，他坦诚此次病情发作的诱因之一是我对他的拒绝。
我被判了死刑，不定期执行。
他今后每一次轻生的尝试，都有着我的罪责。随着时间的增长，我对他的拒绝在诱发他轻生原因中的比重可能会越来越小，但不会消失。这是死局，我无法从中逃脱。
我不敢向他提出结束我们的朋友关系，害怕这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只能寄希望于冷处理，让时间减轻我的罪责。
一八年年末我回到了深圳，之后的几个月我们的联系日渐减少，直至无话。终于，在几周前开始，他频繁借由我对电影与时事的几句随意的言论来延伸出我背后的观点和思维方式，并对其大加批判试图来激怒我，但事实上我却并不是这些观点与思维方式的持有者。这种行为的做法和他最初将自己赞赏的特质放在我身上是如出一辙的，只是这次是反着来。
他需要通过对我本身价值的否定，来否定他过去对我的形象的认知，从而否认这份爱慕的正确性，如此才能创造出一项“仪式”，给这段关系画上句号。我是理解的。
四月最后一天，他终于主动删除了我们在网络上的所有联系。我由衷希望他是因为放下了。
祝他今后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