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病房乍看上去和寻常住院病房没什么两样，白色的天花板和电灯，白色的空调发出呼呼的啸声，从朝向走廊的小窗户望出去，唯有穿着白色隔离服的医务人员来回行走，提醒着每一个人，致命的病毒无处不在。 一天24小时，图森的饮食起居都被限定在不到10平米的病房里，需要的任何物品都会通过传递窗递进来，以最大限度避免和外界接触，要离开必须要走另一侧的专用通道，不过目前他还不能出去。 从图森入住起他就被告知，还需要等待。临床诊断上说他只是一个疑似病例，护士给他采血，一次血常规，一次核酸检测，其余时间都在进行抗炎治疗，他手臂上插着留置针，除了输液，口服药也不能停。 “刚开始被隔离在小房间里，心情压抑，每顿饭吃一两口就再也吃不下了。”图森说，压抑的心情也让他对医生的治疗产生抗拒。 艾滋感染者 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前，他是一个在武汉生活的艾滋感染者。 两年前，即将大学毕业的图森正要走向工作岗位，他是医学专业背景，这意味着他可能要和疾病打一辈子的交道。但就职前的体检报告上HIV阳性的结果，彻底击碎了他的医生梦。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确诊报告，“心里其实早就翻江倒海了。”他回忆道。此前，他很少了解过什么是艾滋病，更不会想到自己怎么会和“绝症”产生联系。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朋友的陪伴让图森从紧张不安中舒缓过来，他们去爬山，去江边散心，但问题还是要面对，他决定告诉家人。 “我觉得有些事情一个人很难扛下来，我必须得跟别人说。”图森先告诉了哥哥，后者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让图森的父母知道。“从震惊到理解，他们其实并没有联想太多，只是觉得可能你就是得了一个病。”但改变还是有的，这似乎给图森造成了某种受害者解脱。“原来他们觉得我的人生可能要一定事业有成才完美，现在他们觉得我过得健康快乐才是第一位的。” 两年后的春节假期，1月18日，图森出现了轻微的上呼吸道炎症反应——头晕和干咳。他原本打算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但看到新闻里医院人满为患，他犹豫了，“我当时担心自己免疫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一天后，他改去当地社区医院就诊，医生当即给他测量了体温，37.8度，这并未达到武汉收治发热病人体温至少38度的标准。社区医院的医生按照处理常规流感的方法，给他开了包含芬必得在内的药物，“临走前医生叫我一定放心。” 他决定回家，他自己也好奇，“一路上都没遇到什么困难。”比后来全国对武汉人的如临大敌，他说回家的路途出奇得顺利，“询问、检查都没有。”之后的几天里，药物似乎起了作用，图森觉得身体似乎在好转，头晕的症状消失了，但干咳还在。 从1月中旬开始，“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可能性”的消息牵动了每一个关注武汉疫情的国人，但直到20号，国人才从钟南山口中确认了上述事实。 一度有武汉市民在下达封城命令后尝试离开武汉，从23日凌晨四点左右开始，大批车辆涌向武汉天河机场的出发层，最多时几乎一秒钟一辆车到达。一名四川籍女游客称，她原本购买了23日上午11点从武汉飞往成都的航班，凌晨两点时，正在刷微博的她看到了关于武汉封城的新闻推送，立即重新购买了早上7：10的航班，赶在封城前离开。在武汉火车站，改签窗口排起长龙，旅客隔着玻璃对售票员大声喊叫，“到哪里都行，只要能走。” 更多的人选择驾车离开武汉，不少离开武汉的市民把逃离武汉的过程发到微博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围堵鄂A牌照私家车”开始了。在山东，举报来自武汉的人员和车辆可以得到最高1000元的奖励；在江苏，一根金属杆把一户刚从武汉回来的人家的门堵上，隔离变成了监禁；在安徽，湖北牌照车辆被禁止入境……一些地方出现了“酒店拒绝湖北人入住”，而在另一些地方，道路被挖断，通道被堵塞。
立即隔离治疗 尽管其它症状缓解了，“但是干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经过了一天的内心斗争，图森还是下了决心，必须去，必须得给自己寻条生路，他担心自己万一真的感染了新冠肺炎，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24日他再次回到医院，加入就诊大军当中。 半天的时间里，图森经历了采血、拍胸部CT以及惴惴不安的等待。拿着检查结果回到最初问诊的医生那里，医生仔细观察之后，旋即给出了判断：立即隔离治疗。
尽管图森的体温始终没有超过38度，血常规也显示正常，但是在胸部CT当中可以看到明显的白影，——这是新冠肺炎临床诊断的标准之一。 医生的话让年仅24岁的图森开始构想可能发生的最坏结果，“我的病情会不会因为艾滋病而恶化”，并且新冠肺炎跟艾滋不同，他担心自己可能传染给家人。图森在治疗之初就告诉医生自己是艾滋感染者的信息，“去年国庆体检CD4有600多，病毒载量小于20”。 “我觉得如实相告是出于保护医务人员的心理。”医学出身的图森也知道，住院之后患者的血液会被采集化验，不管是乙肝、艾滋病还是其它，这无论如何是隐瞒不住的。 艾滋病感染者通常对自己的身份讳莫如深，1月24日，微博名“化妆师邹俊熙”在微博上发声，说自己只剩下8天的药，而他因为身在天门已经封路，无法前往疾控拿药。在这种情况下，邹俊熙知道自己要么吃昂贵的进口药，要么就只能原地等死。 他曾主动联系公安部门，后者联系了当地工作人员，根据邹俊熙本人1月25日的微博显示，当时非但没有解决缺药的问题，还在本人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公开了感染者身份。随后邹俊熙声称准备自杀，这又引来更多的指责和谩骂，有攻击他隐瞒感染者身份的，也有批评当地工作人员办事粗暴的，正争执不休之际，化妆师邹俊熙的微博三天后被注销。 一个同为艾滋感染者的朋友，因为突发胆结石需要手术，又特别担心会被拒诊。为了打消朋友的顾虑，图森反复查找，终于找到了该科室工作人员的QQ，将感染的信息告诉工作人员后，图森再三确认了不会拒诊，这才办理入院。 “我觉得感染者内心需要有一个建设，你不能无视这个东西，就得想办法跟它如实地相处，你总会说出来”，他说道，“但同时大城市的医疗环境还是要友好些，能留在大城市也是一种幸运。” 艾滋对图森的生活带来不少麻烦，“因为我晚上要服药，所以很多晚上的社交活动我只能推掉，服药的时候也尽量不要让旁人看到。”但现在，图森又感染了新冠肺炎。尽管在确诊之初他就第一时间告诉了家人，但他感染新冠肺炎的事情还是在社区被泄露了出去，一时间周围人都在绘声绘色地议论，“说我去过哪里，传染了多少人，又从哪里被七八个警察抓走。” 我会很坦然地说我罹患新冠的经历 根据治疗的要求，主治医生将他服用的抗病毒药物之一的依非韦伦换成克立芝。克立芝需要每天服药两次，到了服药的时间，医生把药物装在一个托盘里，送进由走廊向病房的小窗里。医生放进去，把小窗关上，图森再从另一边打开。不只是药品，病患每天的食物和一切用到的生活物资都要通过这个小窗传递。“每次到点，医生都会提醒我按时吃药，然后眯着眼睛对我一笑。” 头几天，图森每天躺在床上刷微博，他说，“网上那段时间全是不好的消息，会让我越看越郁闷。”网上谣传说“白肺”是重症病人的标志，这加剧了图森的忧心。但由于医务工作人员实在不够，加上他的医学专业背景，主管医生让他参与了病房内的辅助工作，帮其他患者量体温、送药。就像当初确诊艾滋的时候一样，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一定程度上使图森不那么忧虑了。 到了27日，图森终于确诊了新冠肺炎。但好消息是，相比几天前拍摄的CT，他胸中的白影在缩小，从侧面也说明他的病症没有那么严重。 28日医生把他的输液治疗停了，克力芝似乎对新冠肺炎起了一定疗效，但服药和雾化治疗还在，同时理化指标的检测也没有停。“采集动脉血的时候还是很疼，只能咬咬牙挺过去。” 图森不是来得最早的，在他住隔离病房的前一日，隔壁房间就已经住进来比他年长几岁的小哥哥。“我去给他量体温的时候，就看到他一直在说感觉自己不行了，但他各种理化指标都是稳定的。”第二天，图森看到这位小哥哥的病房已经添置了心电监护仪，又过了一天，呼吸机也被搬进来了。 “我觉得人得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这个跟坦白一样重要，这样的话你就会忘掉那些不快的事情。” 为了保证身体，图森还想办法让自己多吃，“我学着网上的样子，边吃边看剧，有意无意往自己嘴里塞东西。”
治疗和观察又持续了几天，他说：“当时我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跟医生说，比如换药是他和很多专家一起得出的方案，我当时知道了，心里就很感动。我还跟济南的李辉说过换药的事，李辉跟艾滋打了很多年交道，她给数万名艾滋病患者提供咨询和心理疏导，是她让我一开始就放下了担忧。” 2月5日，经历了十多天治疗的图森核酸检测呈现阴性，他终于得以出院，虽然出院后还需自我隔离观察。出院那天，他从护士的口中听到了隔壁房小哥哥去世的消息。两天后，向大众警示这场瘟疫的李文亮医生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他吃惊于李文亮医生“死了两次”，“吃惊到令人心寒。”曾经参与过临床抢救的图森，亲眼见过患者的离去，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既让他想起自己曾“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同时又让他想到自己也是一个感染者。 “我觉得自己心态能很快调整好，家人的帮助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从当初确诊艾滋再到四处求职，包括这次又遇到新冠肺炎。“我自己一个人肯定消化不了，我必须得跟别人说。包括对医生也是那样。” 他曾在微博上看到过一个医生的微博，“他并不歧视感染者，他只是希望我们作为艾滋感染者也能够尊重他们的生命安全，因为这个毕竟是有传染概率的，所以说在住院的时候主动告诉他们，也是采取一些防护措施更好地保护自己。” “我是非常支持主动告诉医生的。”他说。如果可以，能对所有人说这件事，不是就没有这件事了么？或许，对家人、朋友乃至医生的坦诚，也是图森能够顺利治愈的原因吧。 湖北解封后，大家对新冠也不那么恐惧了，图森说：“我会很坦然的告诉我身边的人我罹患新冠的经历，目前新冠对我的工作和生活也没有任何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