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首尔梨泰院的同志夜店KING CLUB，最近爆出因一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者在潜伏期间曾前往娱乐，造成多名在现场的客人被传染的群组感染事件。随着被传染而确诊的患者行踪被当地媒体曝光，包括“曾去过gay吧”这样的信息也被披露，不少男同志自危如果确诊即被强制“出柜”。原本对待同性恋议题就非常保守的韩国社会，在媒体的催化下引发一波新的反同舆情，一直生活得小心翼翼的当地性少数族群，成为疫情之下另一面的受压迫者。
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昨晚的报道说，韩国新的感染群组，来自梨泰院的夜店区，截至昨晚有54人确诊，其中24人在前一天（周六）确诊，分布在首尔、釜山和济州岛等地，接下来还可能进一步扩散。
报道说，一名29岁后来被确诊的男性，本月初（编者：5月1日晚至2日凌晨）曾未戴口罩至梨泰院5家夜店消遣，相关店家当晚曾招待超过1500人。如果计及前后的日子，涉及的人群大约有7000人。
报道说，韩国在上周起才开始放宽社交距离限制，体育联赛重开，出现新的群组感染之后，首尔下令逾2000家娱乐场所无限期停业。
香港电视台的报道，没有提这些梨泰院夜店常客的性质，不过，镜头中唯一出现的这些夜店中一家的“KING CLUB”，熟识的人都知道，它是一家同志夜店。
韩国英文的《韩国先驱报》（Korea Herald）网站的报道说，感染群组的第一人、29岁男子住在离首尔40公里的龙仁市。上周四（7日），KING CLUB 的社交账号曾经发帖表示，最新的确诊患者曾经去过该俱乐部，目前场地已进行彻底的消毒。除了KING CLUB，该男子当晚至少还去过同样在梨泰院的Trunk和Queen两家同志夜店，和一家叫Sulpan的土耳其餐厅。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运用“纪录与追踪”手段，列出该男子一周内密切接触者的清单。上周五（8日），政府首先宣布了13名曾与该患者接触的人员确诊，其中包括一名与确诊者同往的男子，也是韩国单日新增案例多日来首次再回到两位数。
“纪录与追踪”是指详细掌握确诊患者的行动路径，包括手机GPS、信用卡消费等个人信息，完整追查所有接触过的人群并加以筛检。虽然一直引发侵犯隐私权的批评，但缜密追踪确实让韩国得以在3月疫情大爆发后很快压平了曲线。
和香港有线新闻台报道的角度不同，有新教教会背景的当地一家主流媒体《国民日报》（국민일보는，Kookmin Ilbo）最先在其网站报导了这一患者的新闻，且在标题中直接运用了“同性恋俱乐部”这样的字眼。其他一些新闻媒体也纷纷效仿，把报道的标题和重心放在最新确诊者“去过梨泰院的gay吧”这样的话题上，渲染感染者和他们自身性倾向的不当连接，贬低同性恋群体。
一时间，“男同性恋”、“梨泰院病毒”等关键词迅速登上韩国社交媒体的热门搜寻，还有网友张贴此类酒吧与夜店的影片，呼吁大众“阻止这些恶心东西”，反同情绪愈演愈烈。
5月7日早晨，“同志夜店”主题词几乎占据了韩国网媒所有标题。（Twitter@koryodynasty）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的报道说，韩国男同志社群十分担忧，因为韩国社会本来就对同志族群极不友善，恐怕这一事件将激起更强烈的恐同与歧视行为。
一名37岁IT工程师张智明（ Jang Ji-myung，音译）告诉《卫报》，已经很久不敢外出泡吧，但近来疫情稍有缓和，5月1日光顾了后来被证实爆发疫情的三家同志夜店，不料就遇上感染风险。
他现在担心病毒检测呈阳性而被公司解雇，乃至招来侮辱。他说：“我工作的是一家典型的韩国公司，他们非常抗拒同性恋者。我曾听到过老板和同事们聊天说，所有的同性恋者应被关进毒气室毒死。一旦他们发现我曾去过同志夜店，他们很可能会找些借口赶我走，或者让我‘生不如死’逼我自己辞职。”
张智明告诉《卫报》记者，他现在极度恐慌，担心被排挤的程度远大于担心感染病毒。“我不怕染上病毒，因为一定会接受治疗然后康复。但如果被发现自己是同性恋，那往后在社会和职场上要遭受的羞辱，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
另一位35岁受访者洪有珍（Hong Yoo-jin，音译）说，网上已经掀起了针对男同性恋的猎巫风潮，与疫情无关的同志社群都成为攻击目标。“我在男同志的社交网站上看到，有油管（YouTube）的视频博主刻意假扮加入男同志的交友软件，去揭发使用者身份，所以我和身边的人都已经把帐号中的照片删除了。”
另据《韩国先驱报》的报道，人权活动家上周五（8日）谴责了一些韩国媒体，在报道中不必要地强调确诊者访问过的酒吧和夜店的主要客户人群，称这可能激起对性少数族群的仇恨，并阻碍政府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努力。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而成立的一个人权组织协会在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说：“透露详细的个人信息，例如年龄、居住地和职业，会导致这些人被强制出柜，并加剧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和仇恨。”
协会说，由于媒体的报道，现在有人寻求治疗就意味着揭示自己身份的敏感一面，而被强制出柜带来的污名和风险可能会使与确诊患者接触的任何人不敢现身。
“对于读者而言，强调酒吧是否主要招待同性恋客人于事无补，反而会干扰了读者对基本事实的了解。”韩国圣公会大学媒体传播学教授崔振邦（Choi Jin-bong，音译）说，“聚焦于同性恋酒吧的报道是媒体对在线流量和广告竞争过度的另一个不良例子。”
住在首尔、现年38岁的同性恋者杰伊-金（Jay Kim）表示，很多去过同几一家夜店的人很可能会选择不接受病毒测试，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被排挤，尤其是那些担心在职场遭受歧视的打工者。
他说，在韩国社会，同性恋者一直在遭受污名化。如今在抗疫的关键阶段，有同性恋酒吧爆发群组感染，媒体借题发挥作了最糟糕的连接，使性少数族群进一步成为仇恨的目标。
在韩国，同性恋和同性性关系并不违法，但因为父权思想根深蒂固和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基数庞大，社会大众对性少数族群仍有相当深刻的偏见和歧视，绝大多数同性恋者都只能选择对亲友和同侪隐瞒身份。就算如此，他们还是需要提心吊胆，随时提防被恐同者“踢出柜子”，影响自己的个人声誉和在职场上遭到排挤。
26岁、自大学起留学中国、目前生活和工作在上海的韩国男同志Jerry告诉“基本尚”，梨泰院是首尔知名的地标闹区，以国际化餐饮和夜生活闻名，对性少数族群和外来文化较为包容。Jerry说，在韩国的年轻人中，同性恋性倾向已经较容易被接受，但愿意公开出柜的人少之又少。
近年来，Jerry回国较少，就算回国，除了已经相互确认身份的同志朋友，与其他朋友的交往逐渐变得越来越少。他自己也根本没想过要向他们或自己的家人出柜。作为外国人，Jerry觉得自己在上海的生活更自由自在，所供职的公司是国际化的咨询企业，老板和同事对他的私生活根本不感兴趣。
疫情期间，Jerry一直呆在上海，也因为是韩国人的身份，在韩国疫情爆发期间，在上海遭受过些许歧视。不过因为自己的中文过关，如非必要，他不会主动亮明国籍。上海的同志酒吧复工已久，Jerry说，自己上周末才“堂而皇之”地去了一次“390”。
根据2019年拥有36个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报告，在接受调查的成员国中，韩国在LGBTQ包容性方面排名倒数第四。它在满分为10分的评分中仅获得2.8分，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得分是5.1分。
人权组织协会说：“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仇恨和歧视，而是意识到我们的安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都应该为此团结一致。”
韩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副协调官权俊旭（Kwon Joon-wook）也已经出面要求媒体自律，保护确诊患者的个人隐私，但并没有提到社会上出现的反同现象，或者哪些媒体有不自律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