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AFP）2020年6月29日北京报导，订婚已有三年多，郭先生和朱先生没有等来人大立法批准同性婚姻，他们转而向网络寻求取得对他们伴侣关系的认同。
尽管上个月中国有关婚姻的法律发生了重大变化（编者注：指《民法典》的立法），并且在这个社会保守的国家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度激增，但希望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这两个男人通过一个应用程序（app）和其他成千上万对新婚伴侣一样宣布“结婚”，在这个应用程序中，同性伴侣可以获得虚拟的结婚证书，用来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同事和公众。
“我们再也无法生活在阴影下了”，从事艺术工作的只愿意提供姓氏的郭先生告诉法新社，“我男朋友的家人正在逐渐接受这件事。”
在中国，只有结过婚的夫妇才能领养小孩（编者注：根据我国法律，单身的人也可以领养小孩，但要满足一些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三十周岁。另外，如果是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两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等等）、获得生育服务或共同购置房产。
去年，当中国全国人大就该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征求公众意见时，同性婚姻合法化是被要求写入婚姻家庭篇的建议最多的议题。
但是，在法规文本将婚姻定义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结合”之后，沮丧的LGBT社群不得不重新制定他们的战斗计划，该法规的内容涵盖了从财产合同到收养等的一切事宜。
活动人士孙文麟说：“我感到非常失望。”孙文麟于2015年第一个在中国提起了要求与同性伴侣结婚的诉讼，但未获成功。
在《民法典》立法获得批准之后，孙文麟推出了自己在微信上一款叫“婚礼”的应用（编者注：经查证，应为一款叫“小彩板”的微信小程序），以提高同性恋关系的知名度。到目前为止，已有3,000多对伴侣使用它来获得虚拟的结婚证书。
“我们在一起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我们不能像异性恋夫妇那样请假去照顾生病的伴侣或他们的父母”，郭先生说，“结婚权是对同性恋关系（和异性恋关系）同等重要的一种承认。”
“身体打击”
活动人士彭燕辉告诉法新社，未能承认同性婚姻是“身体上的一击”。
中国于1997年将同性恋定为非刑事犯罪，并于2001年正式将其从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中删除。
但是近年来，社交媒体有关的讨论被淡化，电影中禁止出现同性恋，甚至在线销售彩虹主题的商品也被阻止。
彭燕辉说，成千上万的人写下他们的个人故事，并发送给人大法工委，以推动修改婚姻法。这样子的群体推动行动在中国“非常罕见”。
人大法工委的官员曾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收到了超过23.7万份在线建议和5600封信，力谏在新法规中写入同性婚姻或改变“近亲属的定义”（编者注：即如修改“夫妻”为“伴侣”）。
严珊珊（音）是写信的人之一，她在信中表达了想和女朋友结婚的愿望。她妈妈有一句话这么说：“我都已经接受了女儿的选择，你们为什么不呢？”
表达愿望的还包括一些不得不对老板隐瞒真实性向的专业人士，以及希望拥有自己孩子的同性伴侣。那些想在中国生育孩子的人被迫在国外寻求辅助生育治疗或代孕，那样做非常昂贵。
可是这么多人提出的意见到最后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有这些都是被复制粘贴了的”，来自人大法工委的一位官员上个月在接受一家官方媒体的采访时这样说，“寄给我们的信都放在同样的信封里，内容相同，网上留言也一样。”
这样的说法激起了LGBT社群的不满。“如果他们尊重公众舆论，即使他们不同意，也应该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并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不同意，”孙文麟说，“人们觉得自己不被尊重。”
中国特色的同性恋
同性婚姻还可以解决有关名下财产方面的纠纷，因为在中国的法律中，只有已婚夫妇才能在房产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
何美丽（音）辞去了工作，照顾、护理了病中的伴侣12年，直到2016年对方去世，但随后却无家可归。
她告诉法新社：“一周之内，她的父母就不让我住在我们一起住的房子里了。”
在法官拒绝承认她（和伴侣）的关系后，她在法庭上败诉。
《民法典》中可以看到的一线希望是“居住权”条款，该条款允许财产所有人授予另一个个体终身居住在其房产中的权利。
这可能为同性伴侣的权益提供难得一见的保护。
她说：“至少人们可以找到一些法律依据来保护他们的某些权益。”
活动人士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项针对LGBT伴侣的调查，以创建一个“中国特色的同性恋权益资源”。
“对中国性少数族群的生活和面临的困难的研究还不够”，孙文麟说，这阻碍了“对（性少数）社群问题的理解。”
